最后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学衡派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新兴话语体系，出现了彼此共存、相互对话的多角度发展局面，在探究新的文化意识的过程中，大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与开化，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寻找与西方接轨的契合点，但是这种契合是否以民族文化为依据，是困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，很多知识分子担忧如果参照民族文化就会导致最终向传统妥协，因此决绝地选择了全部西化来防止这种反弹。如何在中西方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，是摆在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　　社会杂语体系由众多知识分子交织而成，无论哪一个派别都试图在当时的语境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，占据主流话语的平台，这些交错纷繁的文化取向代表着不同的旧势力和新思潮，通过这些话语模式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想洪流，左右着时代的发展。

　　三、学衡派与新派的对话关系研究

　　（一）学衡派与新派的话语表达途径

　　在新文化运动中，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些激进的文化刊物，试图通过文字来唤醒国人。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引发了知识界的中西文化之争。胡适就针对传统文化表达出要进行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的观点。在新文化的阵地上，以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为思想先导，倡导民主科学自由之风不绝于耳，反对原有的专制和迷信是新派学者的重要任务。

　　一些知识分子则对新文化运动持保守态度，为与之争辩，一些刊物相继问世，向国人传达了不同的声音，例如《东方杂志》《甲寅》《学衡》等，这些刊物往往选择了科学话语作为表述自己观点的出发点，而其中《学衡》无疑是最有分量的。学衡派作为新派的对立面，尝试着通过树立学术权威、引入西方思潮来完成思辨，从而在传统知识架构的基础上来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体系。

　　例如，吴宓就曾经特意指出：“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，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，而熔铸之，贯通之。”[4]以此为准绳，学衡派对各种话语体系进行自己的价值判断，对于非常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尤其不以为然，多次在《学衡》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，进行针锋相对的挑战。

　　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，无论是新派还是学衡派都想把握住话语发声途径，使得话语体系为己所用，这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十分艰难，而思辨的魅力正是通过此唱彼和来完成的，通过两派之间的多重对话才能完成多角度的思想碰撞，从而有力地推动文化建设与繁荣。

　　（二）学衡派与新派就几个重要问题的对话关系

　　学衡派与新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立，其中以针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的观点分歧最为严重。

　　1.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迥异。学衡派与新派之间之所以争论不断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是二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，这个矛盾犹如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使得新派与学衡派势如水火。

　　新派的很多倡导者，例如鲁迅、陈独秀等人，都表现出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，认为只有破除了旧的枷锁，才能重新建立其新的秩序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全盘否定的态度，持完全不妥协的态度。他们希望建立适应中国发展的新秩序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他们针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，这种批判没有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表象领域，而是深入到了在它庇佑下的社会方方面面，包括伦理、法律、政治等无形的枷锁。

　　例如，陈独秀在著名的《敬告青年》一文中就提出要以“科学与人权来反对忠孝节义之类的奴隶道德，并将此当做是解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方法；鲁迅更是以“吃人”来形象地比喻旧社会，号召民众以最大的勇气来打破“铁屋”的禁锢。

　　而学衡派对新派这种激进的态度不以为然，例如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吴宓就曾经多次表明，他之所以对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持反对观点，是因为其有失偏颇、过于草率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，“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”。学衡派的这种观点服膺于白璧德的主张，在白璧德看来，代表着东西方古典文化的亚里士多德、孔子、释迦牟尼可谓精神领袖，通过在领袖人物身上寻找结合点可以帮助人类寻找到新的价值。因此学衡派的诸多学者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，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固有的学说来实现民族振兴，改良应该循序渐进，激进的改革只会导致一个社会原有秩序的彻底崩溃，而这种原先存在的秩序一旦崩溃就会导致社会更加混乱无序。吴宓强调，新文化运动在没有对传统文化作重估之前，就一味地全面否定，这就像没有证据就判案犯死刑一样，是不负责任的[5]。